战略是人类社会领域最高层次的智慧和艺术，围棋则是最具有战略性的智力博弈运动。围棋所包含的战略要素，在所有智力博弈运动中是最丰富的、最完整的。围棋与战略的关系，从来都是围棋博弈思想和竞技艺术研究中最受关注、也是最高层次的内容之一。近些年来，随着围棋竞技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深刻思考，包括二十一世纪的围棋还有没有战略问题，围棋战略意识和能力在博弈艺术中居于什么地位，围棋战略思想是如何起源与发展的，当代围棋战略理念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围棋所包含的战略思想对社会其它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怎样培养提高围棋的战略素养，等等。回答、弄清这些问题，研究、揭示围棋的战略品质、战略属性和战略特征，认识、把握围棋与战略的内在关联、相互影响和运行规律，对于从根本上提高围棋竞技水平，对于强化优化各个领域的战略观念、战略思维，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围棋的战略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竞技性课题，也是文化性课题，需要从这两个方面深化研究、融合思考，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以上是为本文的主题和宗旨。

一、围棋战略意识的回归与重构

       围棋是战略的游戏。战略是从军事战略起源和演化而来的，原意是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简单地说，就是关系战争全局的方略。后来，战略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广义的战略，即泛指筹划和指导全局的方针和策略，简单地说，就是关系全局的方略。战略具有全局性、关联性、发展性、对抗性和谋略性等突出特点。18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比洛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最新战法要旨》）毛泽东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他对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经典定位，即战争中带有全局性的、眼睛看不见的、需要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是“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的”，一个是“眼睛看不见的，”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讲的都是更本质、更深远的问题。对此，不能只靠直观感觉，而要用脑子去想。由此确定了战略思维的本质规定性。如同战略是人们对大规模的、复杂系统事物驾驭和操控的学问一样，围棋博弈中的战略问题，是指围棋竞技中关系全局的问题。它相对于局部、具体战斗中的战术、技术问题而言，具有宏观性、总体性和思想性，它超越直接接触作战，但又深刻影响和制约具体作战，是关系对弈全局的方略，是驾驭和操控全局的学问，这就是围棋博弈的战略。

       围棋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庞大复杂而又不断更新的战法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并且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二者密不可分。围棋思想体系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包括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统一，战略思维与战术思维的统一，模糊思维与精确思维的统一，等等。其中，区别于其它棋类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战略思维。

       围棋以追求全局行棋的总体效益、利益和胜利为根本目的，反映在博弈思想上，就形成了特别重全局、顾大局的战略意识，即大局观。战略意识和大局观，是围棋博弈思想的核心，它要求对弈者具有开阔的心胸、开阔的视野、开阔的思路，善于从整体态势、全局关联和发展趋势上分析判断形势，采取应对之策，始终围绕总体目标，根据全局需求来进行筹划、计算和处置。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对这种高境界的追求，贯穿于围棋思想发展之中。古代围棋没有战略和大局观的概念，但却饱含战略和大局观的思想。东晋桓谭《新论》把围棋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以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意思是说，上等水平的弈者，远离对手从宽大处张势布局，靠会围取地，这样可成“得道之胜”。中等水平的弈者，则相互分断阻隔作战，以争便宜求利益，造成形势错综复杂，胜负难以判断，需要数目计空才能确定。下等水平的弈者，只能据守边角，趋向局部，在小地方自己存活。

       北宋《棋经十三篇》在卷首全文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已成共识。这种划分，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人们对围棋博弈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带有主观理想色彩和认识、实践上的局限性，但它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要重大势，重全局，这对后来围棋的发展是有启发作用的。上世纪初，以布局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围棋的发展，使围棋具有的战略特质得到充分释放与发挥。取消座子，大大扩展了围棋布局和序盘战略构想的空间。据专家测算，这一变化带来的每盘棋行棋总变化量，增加约160亿倍。

       在实战博弈中，开始出现以通晓、驾驭、掌控全局著称的大棋士，其中典型代表四人：吴清源，雄踞日本也是当时世界棋坛近半个世纪，认为围棋的理想目标是中和，每一手棋必须从全盘的整体去思考；武宫正树，“宇宙流”的创造者，日本迄今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棋手，坚信唯有面向中腹，因而具有更多自由的大模样作战，才是最富创造性的布局。他的名言是“采用大模样作战，无论棋局胜负如何，都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豪放感，尽力相搏后的满足，在尺幅纹枰上编织浪漫梦幻意境，让人感悟大丈夫存在于天地间的人生真谛。”这是把围棋博弈思想与艺术境界、人生感悟融为一体的极端范例。聂卫平，以大局观著称的中国棋圣，在与当时世界棋坛霸主日本较量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创造十一连胜并三次终结比赛的奇迹。李昌镐，人称“石佛”，善以冷静、稳健的思路和棋风把控全局，成为世纪之交无可争辩的世界围棋第一人。他们连同其他许多著名棋手一起，为围棋博弈思想，特别是围棋特有的战略意识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的棋风棋艺，也因此成为当时棋坛的时尚。

        进入二十一世纪，围棋主流竞技思想出现了新的重要发展趋势和变化特征。这主要就是更重实地争夺，重直接作战，重对杀技术，而战略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和突出了。具体表现在：认为布局、序盘作战的形势与全局胜负的关联度下降，靠前几十手布势、张势就能取得优势乃至胜势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与中后盘作战相比，“胜负不在这里”；认为获取实地比营造大模样更实惠、更重要、更可靠，现在棋局争夺如此激烈复杂，大模样不仅难驾驭，而且不现实，与其虚幻造势，不如现实得利；认为平稳、均衡行棋，已不能有效掌控局面，过去那种“堂堂正正”的着法容易导致松缓、平淡，只有靠更紧凑、更有压迫性甚至“不讲理”招数，才能争取先机，夺取主动，实现作战意图；认为现在围棋是“力量大者得天下，”决定胜负的是关键战斗的得失和技战术水平的高低，谁在直接接触作战中感觉敏锐、手法犀利、计算准确，谁就能压倒对手，夺取优势乃至胜利。作为这一趋势的代表，一批拥有强大计算力的力战型棋手特别是年轻棋手脱颖而出、称雄棋坛；力战型棋风成为新的时尚；研究、发展近身作战的手筋、手段成为关注的重点、热点。对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围棋主导竞技思想出现新的变化，是时代条件的产物，具有主客观的必然性。从客观条件看，围棋竞技思想的发展变化，与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使围棋竞赛的时效性和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比赛用时的长度和智力博弈的强度呈反向变化，就是，用时越短，强度越大；社会市场化的发展，使围棋竞赛的功利性大大提高，棋手获胜的概率和得利的概率成正向变化，就是，获胜越多、层次越高，得利越大。从主观条件看，现在棋手的训练方法条件和智力发展基础明显改善，棋手在复杂战斗中的计算能力能够大幅跃升。这些，都使得围棋竞技的激烈程度大大提高，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反映在棋局上，不论是序盘还是中后盘作战中的对抗性、破坏性、复杂性和现实性都更为突出。从总体上看，博弈进程和结局的偶然性增加，必然性降低；突变性增加，渐进性降低；特殊性增加，一般性降低。依靠平缓的布局、张势和非接触作战，以及一般性着法就想取得优势，只能是一厢情愿。关键是，对手不答应。这是出现实地化、战斗化倾向的深刻动因所在。

   （二）围棋主导竞技思想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围棋固有的战略特质，而是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思考当代围棋博弈中的战略问题。西方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说过：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这是对战略与战术、战斗相互关系的经典论述。在现代军事领域，由于指挥控制信息化的发展和局部行动全局性作用的提升，战略与战术、战斗的界限在某些方面趋于模糊，甚至出现了“战略性战斗”的特殊现象。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战略与战术、战斗本身原则性区别的消失。任何战斗，包括最重要的战斗，仍然是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战略指导下的行动，是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围棋博弈也是如此。一方面，直接战斗在博弈全局比重的增加，技术战术问题的凸显，并没有使战略层面的问题消失或减弱。比如，布局设计、序盘展开、方向选择、形势判断、衔接关照、要点抢占、伏兵预设、利益转换，等等，都是超越局部战斗和具体战术技术的，属于战略思维层面，对全局胜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这些战略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有了新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标准来作出判断。比如，现在行棋的战略考虑更多地依靠重要战斗的进程与结果来设计和实施；战略运筹更多地通过相互关联的复杂战斗来体现和发挥；战略思维更多地聚焦于以进攻作战夺取全局的主动和优势，等等。在这里，战略、战术、战斗的表现形态和相互关系都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了，但是，宏观驾驭和掌控的本质要求并没有改变。战略，仍然是围棋博弈的灵魂，是克敌制胜的纲领，是指导作战的原则。这就是说，出现某种新的发展趋势，绝不意味着围棋博弈中战略的重要性降低了。换言之，是变化了，而不是下降了。

    （三）当代围棋主导竞技思想的新变化，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紧迫任务，呼唤围棋战略意识的回归与重构。当前，不少棋手特别是年轻棋手，专注于具体复杂战斗中得失成败和手筋手段的研究，在局部战斗特别是实地争夺上堪称强手，在与强敌对抗中取得了许多优异成绩，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存在对战略性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问题，在关键大赛和与高层次对手较量中，因为缺乏深厚的战略素养而被对手所制。比如，从近期一些关键比赛看，当对方采取有强烈针对性的战法来制约我方套路和优势时，因为在总体上缺乏充分准备而陷于被动；当对方在布局中设套破坏我全局配置时，因为研究不透而中套导致行棋方向偏差；当与对手在比较虚空处行棋较劲时，因为功底不深而计算不清、感觉不准、应对失当；当对方佯顺我意、让出实空，而乘势构起大模样时，因为缺乏对势的真正认识和准确预见，很快从根本上失去胜机，等等。

        总体上看，因为战略思维上的差距导致失利的现象在增加。这些都说明，年轻棋手拥有强大的计算力和战斗力是很好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强大到只靠在局部复杂战斗中占优就可以取胜的程度。对一个棋手来说，战术素养和战略素养相辅相成，紧密相关，而战略素养体现的是更高级的围棋艺术。在行棋风格上，可以有力战、均衡、轻灵、多变之分，但在战略素养上却没有不同的标准。不论是力战型、均衡型、轻灵性还是多变型，真正的优秀棋手最终都是大局型。力量再大也要在大局下行动。力量有巧力、蛮力之分，其中的区别，不仅在于计算的准确与否，从根本上说，在于是否符合大局的需要。行棋还是要讲理，即讲规律，所谓“不讲理”是不讲已经过时的理，即不能完全照搬以往的、不合实际的套路。

 从围棋的发展看，由于竞技规律的内在作用，不同技术风格流派的发展更替总是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进程。当“宇宙流”占上峰时，取代他的是更擅长近战搏杀的棋手；当擅长全局控制的棋手长期称霸后，取代他的又是擅长战斗的棋手。现在不少棋手对战术素养更为重视，但未来对战略素养的重视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回归。哪个棋手在具有了很强具体作战能力的同时，又能具有对全局的深刻领悟和控制把握，他就有可能登上围棋竞技的新高峰。当然，这种新的战略意识和素养会与过去不同，它将是在新的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对围棋博弈各种战略要素的崭新理解与重构。

二、围棋战略思想的来源与发展

       围棋博弈的战略思想是由围棋本身具有的战略特质决定的，是从孕育围棋文化的民族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中产生出来的，是在长期的博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围棋竞技规律的反映。强化围棋战略意识，就要研究、了解围棋固有的特性，搞清围棋战略思想的起因、来源和发展，以对必然性的清醒认识，增强自觉性。

（一）围棋战略思想是围棋博弈本质特征的表现

       围棋是用智很深、充满谋略和算度的智力博弈活动。我们的祖先发明围棋，就是要把它作为高层次思维博弈的工具。围棋的形制、着法和规则，包含丰富的战略要素。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从根本上规定了围棋博弈思维形态的战略属性。第一，围棋是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具备了基本的战略特质。战略是高度抽象的产物，是对各种具体信息、要素进行概括与综合的结果。十九世纪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说：“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就是指战略以抽象概括的形态表现和操控千军万马的行动。围棋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智力博弈运动。它以黑白两色棋子，在经纬线条上表示双方对垒，没有任何文字和立体形态，却可以代表任何事物和力量，代表人们需要演绎的矛盾运动；它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剥去附着在战略上的所有外部因素，对战略艺术进行超越语言的诠释和思维本质的建构，用图形的构造与变化体现深刻的战略艺术，在朴素简洁的形式中开拓无穷无尽的思维空间。明代著名棋谱《仙机武库》的序论中说，围棋是“据一枰之垒，邈有万里之形；拈两指之兵，恍发千钧之弩。”是“麟阁未设色之白图，大将不血刃之虚战也。”对围棋以简洁抽象的形态，展现和演示战略阵形，讲的入木三分。这是围棋具有战略思维的首要因素。

    第二，围棋形制博大广阔、纵横交错，展开了充分的战略空间。围棋参战兵力数量是所有棋类中最多的，作战空间也是最大的。围棋棋盘纵横各19道，共361个交叉点，不仅十分广阔，而且没有任何局域限制，堪称“网络化战场”。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才出现了网络战场，而我们的祖先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构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一千年前宋代的围棋著作中，已经出现了“网格”的概念。《棋经十三篇》权舆篇第三：“弈棋布置，务守网格”。网格，是今天人们用于表述网络集成系统的新概念，是高于网络的，而在我国古代围棋著作中早早就出现了，虽然内涵不同，但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民族围棋思想的先进与精深。围棋战场的空间特征，使子力的投放几乎有无穷多的选择。全局的胜利来自众多局部战斗的积累，来自不同方向行动的配合，来自各种利益的取舍和转换，要求棋手必须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力。

     第三，围棋从空枰开局到终局，贯穿了完整的战略进程。其它棋类多为列阵开局，即对弈双方参战子力事先排列成阵，省略谋划布局（子力布设）阶段，开局即搏杀，进行既定力量的对垒和较量。围棋则是空枰开局，从投下第一个棋子开始，就要进行全局谋划和战略设计，逐步进行力量的投放、布设和运用，体现战争从谋局、布局、战局到终局的纵向全过程和战略的全要素。序盘主要是谋势、布势和张势，体现的是战略侦查、战略判断、战略抉择、战略预置和战略实施；中盘主要是直接接触作战，体现的是战略进攻、战略防御、战略协调、战略转换的艺术；收官主要是终局作战，体现的是战略盘点和战略收术。收官看似与战略无关，实际上更需要根据全局形势的优劣来确定手法，有时为了半目的差别大动干戈，甚至翻盘，这完全是战略特性使然。

第四，围棋以追求全局性的比较效益为胜负尺度，体现了高远的战略目标。围棋不是以杀死对方的帝王、将帅为胜，不是以消灭对方的子力为胜，不是以攻入或占领对方的某一特定区域为胜，而是以获取全局性的最大利益（实地）为胜。对弈双方投入的子力一样多，到最后看谁占有的地（交叉点）更多，也就是看哪一方行棋的平均效率和总效率更高。这是围棋不同于其它棋类的根本特征，也是围棋博弈具有战略属性的重要渊源。

       对围棋的战略特质，从古代到近代，最早接触并向西方介绍围棋的欧洲人都看得很清楚。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人。历史上开通中西文化和科技交流的第一人，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他从1852年至1610年（明万历年间）在华居留，根据他的日记整理汇编的《利马窦中国札礼》（中译文名），留下了有关围棋的记述，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写道：“中国有好几种这类的游戏，但他们最认真从事的是一种在三百多个格的空棋盘上用两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这种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数的空格。每一方都争取把对方的棋子赶到棋盘的中间，这样可以把空格占过来，占据空格多的人就赢了这局棋。”虽有不准确之处，但对围棋博弈的目的和本质（地多为胜）还是看得比较准。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围棋的西方学者，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斯理。他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中国从事学术活动，居留多年，十分热爱围棋。他于1877年撰写了13页长文《围棋，中国的战争游戏》，第一次向西方人专门介绍中国围棋的本旨、特征和规则，其中对围棋战略内涵与意义作了简明阐述。欧洲围棋的播种者，德国人奥斯卡·科歇尔特。他于1875年至1884年在日本讲学和担任公职，由他的连载文章汇集而成，于1881年出版的单行本《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游戏：围棋，国际象棋的竞争对手》，是历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德文）写成的围棋书籍。其中第一章通过对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了围棋的战略特质。书中指出：“国际象棋和围棋都是对抗性的或战争游戏，两者都是主要由战术和战略的技能来控制局势的。不过，典型的国际象棋对抗形式如同古代战争，国王是争斗的中心，一旦国王被擒，这一方就输了。在这种骑士性的抗争中，胜利或失败大都取决于单个或群体贵族的优秀素质，而不是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同于国际象棋单一争斗的形象，围棋远远象整个战役或复杂战争的全景。所以，围棋更象现代化战争，战略性的大规模运动是胜利的根本决定因素。战斗经常同时或连续地在棋盘的不同部位展开，堡垒或根据地被包围和攻克，除非及时补强做活，整个军队就会在防线上受到攻击和被歼。如同现代战争，没有战术准备的直接战斗是很少发生的。事实上，过早地直接交战常常会导致失败。全局战略甚至只有全局战略才能确保胜利。”这些重要结论，是首次从战略观的角度分析认识围棋，在之后很长时间内，成为经典性论述。直到今天，对我们认识、把握围棋的战略特质，仍有启发借鉴作用。

（二）围棋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产物

       中华民族历来以战略思维活跃、丰富、成熟著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着深厚的战略文化宝藏，这是围棋及其博弈思想孕育、发展的母体。研究、认识围棋战略思想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内在联系，主要可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军事的角度。

       围棋与军事的联系最为紧密。围棋发源于上古，兴起于春秋、战国，当时以杀伐征战为典型时代特征的社会现实，对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围棋因此蒙上浓厚的军事色彩。围棋的战略战术与古代的作战方略相似，有人甚至认为围棋艺术本身就是一门军事艺术。隋朝对书籍分类，还把围棋典籍划为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同列一类；直到唐、五代以后，才归为艺术类。在研究围棋战略思想与古代军事思想的关联上，有三个“之最”值得关注。

       首先，最早提出围棋法于用兵的是东汉马融。马融是班固的学生，东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创作的《围棋赋》，第一次从军事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围棋的含义与宗旨，对棋艺的总结、理解比班固更深刻。他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枰，为战斗场。”这里使用的“用兵”，已经具有战略的意味。他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围棋战略原则，如布局要“扶疏布散，左右流溢。”就是要在广阔的空间布势、张势，而且要左右关联、连续发展；进攻要“功宽击虚，跄跭内房”，就是要运用势的力量对敌方进行宽大攻击，威胁打击其孤立、薄弱、要害之处；转换要“捐棋委食，遗三将七”，就是要以利诱敌，舍小取大。他还引用军事上的教训提出了许多围棋的战略警示，如“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上下离庶兮，四面隔闭。”意思是说，自己的阵营不巩固，容易被敌方攻击；因为贪心冒险打入，会送死子力；不冷静地救援被围之子，前后都会被吃；上下不联络呼应，会被四面隔断。这些思想，充满了战略智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最明确地提出围棋战法内涵是由古代战略家阐述和赋予的，是元代《玄玄棋经》中托名皮日休所作的《原弈》。这篇《原弈》与唐末皮日休所作《十原》中的《原弈》不是同一篇文章。这里不论其托名的真伪和关于围棋起源年代的正误，只从围棋与古代战略家思想的关系角度分析，文章有独到见地，值得关注。文章说：“若孙武、鬼谷、孙膑、庞涓、苏秦、张仪辈，各因战斗之法显名当时，是其模范想象而托兴于棋，以敷其意。故兵法十三篇，棋经亦十三篇，其战斗场阵之首，不少差殊。况棋之布置，如兵之先阵而待敌也；棋之侵凌，如兵之强弱未分，形势鼎峙也；棋之用战，如兵之封疆端重，而全形势也；棋之取舍，如兵之转战之后，取舍不明，患将及也。夫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或奇或正，皆体其常而生其变也。至若有无相生、远近相成、强弱相形、利害相倾，非精于战斗者，又岂能纖悉以其情哉。以是而观，此诚战国之诸君子取仙家消磨岁月之物，而与夫战阵之意也。”这段话讲的相当清楚、透彻，主要涉及的其实并不是围棋的起源，而是围棋思想内涵的来源。其中所说孙武等6人，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大军事家、战略家。把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与围棋博弈的思想、战法相互联系和比较，得出是由他们所赋予的结论，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再者，最深刻地影响围棋战略思想的中国古代兵法著作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由生活在春秋末期（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的孙武所著，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作，是世界公认的军事理论著作的鼻祖。孙武被誉为“兵圣”，《孙子兵法》被誉为“兵经”，而围棋被誉为最古老的“兵棋”，三者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2004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提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副标题是“从围棋角度剖析中国‘势’的概念”。报告认为，围棋是一种生动反映中国哲学、文化、战略思想、战争、战役、战术与外交谈判的艺术；围棋与《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概念特别是“势”的概念有重要联系，孙子的思想和中国战争方式的特点在棋局中显露无遗；美国领导人和军政、外交人员了解中国文化中不同战略思维方式的新方法，就是学习中国的围棋。这种研究的本身，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孙子兵法》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和军事原则都可以用于围棋，其中深刻影响围棋战略思维的主要有：⑴强调周密筹划和预先计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⑵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必以全争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③强调用兵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计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④强调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放过击败敌人的机会（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⑤强调奇正相生，出奇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⑥强调势的力量，谋势、造势、用势的重要（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⑦强调避实击虚，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夺取胜利（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⑧强调用谋略制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揭示的军事规律和战略原则，在围棋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兵书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存世兵书和存目兵书共三千余部、两万多卷，数量之大举世无双。这些兵书所包含的战略思想，也对围棋战略思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如《孙膑兵法》也称《齐孙子》中讲“兵之胜，其巧在于势。”《吕氏春秋》因此说：“孙膑贵势。”《握奇经》最早提出“奇正”之说。《三十六计》专讲“诡道”，说“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古今围棋典籍研究棋理，没有不涉及兵法的，这是重要原因。

第二，哲学的角度 

       围棋战略思想是东方哲学思辨的结晶。战略思维，从本质上说，是哲学思维在战略领域的运用和展开，是在辩证思维指导下的一种总揽全局、关照全局的宏观性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兵家思想深受《易经》和其它学说中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点连国外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美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孙子的辩证观点与“阴阳”哲学及道家思想完全一致。特别是孙子与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老子，都将军事、战争与外交方式的特征，与“流水”相比较。“水”可能是万物辩证本质的最佳范例。水无常形。没有任何物质比水更柔弱，然而也没有任何物质比水更具穿透力，更能击破刚强之物。兵家思想与古代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在围棋博弈思想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围棋具有战略博弈和哲学思辨的双重特征。

      围棋的起源，本身与《易经》、八卦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易经》是中华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战略文化的重要源头，在几千年中主导和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围棋博弈思想中的哲学原素，很多源自《易经》。比如，阴阳本原的思想。易以阴阳概括宇宙间两种最基本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要素，认为阴阳对立面的交替运动，是发生和决定一切的规律，即天道。围棋以黑白二色代表天地间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按照阴阳变化的规律运动，这是一切博弈思想和现象的根源。清初围棋国手黄龙士所编《弈括》的原序说：“棋本太极，法象乎天地，统归于河图，有阴阳至德之臻，无微而不在是也。”图形定式的思想。

       易有八卦，八卦交替组合成六十四卦，其中每一卦都是一个斗争变化的时空构架，实质上是一种图形定式，以此表示和推测自然、社会的变化。卦是画出来的，而围棋的棋格称为“ 罫”（音画），意思是格中摆卦。围棋以图形结构和定式形态，在点线构成的时空中展现矛盾双方的斗争进程，与易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天人合一的思想。易讲人与宇宙一体，体现的是一种统一、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围棋则强调全局性、整体性和均衡性，追求中和的境界。无所不变的思想。易的本意之一为变易，易经亦称《变经》。围棋以变化、变数为重要的本质特征。清代围棋国手徐星友说：“弈之为言，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变之尽而臻于神，神之至而成于化也。”围棋行棋，一切皆在变，敌变我变，此变彼变，能知变通变，因变制胜，才能出神入化。徐星友概括的“弈为易”，说到了根本上。矛盾转化的思想。易重相辅相成，认为事物发展到极端，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如否极泰来。

       围棋充满辩证转化的关系。《棋经十三篇》的最后一段话是：“夫棋，有无之相生，远近之相成，强弱之相形，利害之相倾，不可不察也。是以安而不泰，存而不骄，安而泰则危，存而骄则亡。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以易经之语作为全书的终结，含意深远。

      道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老子》（亦称《道德经》），是古代东方哲学思辨的重要代表作。美国人编的《世界伟大文化汇集》，把它列为30本人类思想里程碑著作之一；《纽约时报》把它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名著之首。《老子》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古代围棋博弈思想的重要哲学来源之一，主要有：⑴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无为，则无不治。以无事取天下）；⑵适可而止的思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弃。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而退，天之道）；⑶不争而胜的思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⑷以曲求全的思想（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敞则新，少则得，多则惑）；⑸示假隐真的思想（将欲翕合，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⑹弱能胜强的思想（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⑺大象无形的思想（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⑻以柔克刚的思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⑼后发制人的思想（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吾不敢为主而为客）；⑽哀兵必胜的思想（抗兵相加，哀者胜矣）；⑾慎终如始的思想（慎终如始，则无败）；⑿以静致胜的思想（归根曰静。牡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⒀自胜者强的思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等等。这些思想，对古代围棋思想产生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弈论中几乎无处不见。比如，清代名谱《弈墨》后序说：“用弈之道，柔以制刚，弱以制强。”“是故弈无战，亦无战胜，夫唯无胜，是以无不胜。”完全是《老子》的思想和语言。清代大国手施襄夏诗中也有脱胎于《老子》的“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等名句。

       儒家学说中关于“礼”、“中庸”、“民本”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对围棋博弈思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逐步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与“礼”，而围棋则是体现攻杀争夺的智力博弈工具。如何使围棋的性质和博弈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符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认识。

       一种是“一致说”，就是认为围棋与圣人之教是一致的。提出围棋是尧、舜所造，教子丹朱、商均以使不愚；依据孔子关于弈棋“犹贤乎”、孟子关于“弈之为数，小数也”等带有肯定意味的论述，阐发其意义；系统研究和揭示围棋理论与圣人之说的内在联系。比如，宋太宗赵光义时，在宫中任职的潘审修曾就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与围棋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并专门上书宋太宗，得到充分肯定。《宋史·列传第五十五·潘审修》记载：“审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可以言棋。’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这是中国围棋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经典性事件。潘审修以儒家观点系统论述博弈之道，既是从思想上给围棋以正统地位，也是用儒家理念来说明棋理，在围棋思想研究上是有独到之处的。

       另一种是“异质说”，就是认为围棋博弈中争斗谋利的思想，与儒家道统、圣人之说不符。比如，唐末皮日休所作《原弈》中说：“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用害、诈、争、伪四个字概括棋战的基本特征，本来是很有棋艺眼光和辩证思想的，但他又把对这些棋道内容的评论升格为道德审判，认为不符合圣人学说，并因而断言围棋不是圣人所制，这就显得迂腐，不仅逻辑荒唐，而且结论有害。从总体看，儒家思想对围棋是包容的，否则不会有数千年弈道的繁荣；儒家思想中精华的东西，对当时条件下围棋博弈思想的发展，是有启发作用的；而把儒家的思想道德理念照搬到围棋博弈上来，则不符合棋道规律。古代喜好围棋的人，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这些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博弈活动和棋理研究的价值取向上，一般比较尊崇仁爱、礼让、敦睦、中庸等“圣人之教”。但从现存古代棋谱看，没有不体现甚至充满搏杀、争斗、用谋等博弈基本特征的。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实质上恰恰反映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围棋博弈思想和艺术生存发展的特殊方式。

第三，博弈实践的角度

       围棋战略思想是千百年来围棋博弈经验的升华。长期以来，人们在围棋博弈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思考、总结，对其特有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产生出很多重要成果。围棋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距今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围棋战略思想的论述。

       道家著作《尹文子》：“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舍，攻劫收放，在我者也。”已经有战略战术包括劫争的运用和作战主导权的归属。盛唐时期大国手王积薪的《围棋十诀》，是从实战中总结的战略层次的博弈原则。

       宋代的《棋经十三篇》成书于北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2年)，是集历代棋经之大成的专著，也是我国迄今存世最完整、最系统的围棋理论经典著作。《棋经十三篇》从形式上仿拟《孙子兵法》，实质上从儒家、兵家、棋家三个方面结合来阐述围棋的基本理论。包括围棋的象征和意义，行棋各个阶段的原则和要领，对局的态度和方法，弈者的品德和作风，围棋的术语和含义。其中，涉及围棋战略思维的论述遍布棋经各篇，占有突出的地位。比如，博弈之道，贵乎谨严；宁输数子，勿失一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势；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彼寡我众先张其势；四顾其地，牢不可破，方可出人不意，掩人不备；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救者，有图大之心也；夫弈棋绪多则势分，势分则难救；弈棋布势，务相接连；自始至终，着着求先；局势已赢，专精求生，局势已弱，锐意侵倬；势孤援寡则勿走；夫持重而廉者多得，轻易而贪者多丧；不争而自保者多胜，务杀而不顾者多败；目凝一局者其思周，心役他事者其虑散；语默有常，使敌难量；动静无度，招人所恶；安而泰则危，存而骄则亡。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博弈经验的总结和感悟，上升到理论和战略思维的层面，至今仍有启发和参考价值。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我国古代经典围棋棋谱中，往往同时印有重要的弈棋理论著述，如宋代的《忘忧清乐集》和元代的《玄玄棋经》都是如此。明、清棋谱一般是在序论中包含独到、精辟的棋理论述，如施襄夏在《弈理指归》的自序中说，弈之为道，要“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论述深刻、透彻，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古代围棋战略思想是中国特有的精神宝藏，因为17世纪以前，日本等国还没有自己的围棋理论著作。这些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追求高尚的境界品味，包含丰富的战略要素，形成特有的概念体系，不仅是当时的弈理指南，而且成为现代围棋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和来源。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古代围棋战略思想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是受到弈棋性质的局限，没有达到竞技围棋应有的强度和高度。主要作为雅趣娱乐活动出现，在行棋思想、对抗强度、胜负意识和战法手段上，偏于优雅、宽松、恬淡，与竞技围棋有质的差别。二是受到座子制度的局限，战略布局的开阔性、多变性被束缚。实行固定座子，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布局构思的战略空间，限制了战略思维的活力和棋局发展变化的多样性。此外，实行“还棋头”制度，对棋路的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三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局限，压抑了博弈的战略特性。崇尚“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不战而屈人棋者胜”，轻视作战、用谋和搏杀，讲究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求稳求妥，不冒风险。这些虽然主要表现在弈道言论上，在实战棋谱上并无更多具体体现，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对博弈思维的发展是有束缚和影响的。四是受到认识水平的局限，对博弈规律的揭示还不够深刻、完整。有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缺乏客观现实性、可行性和操作性，甚至是一厢情愿。有的思想夸大了战略（势）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战略与战术、战斗的衔接。对这些问题，应当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不可以苛求古人。

    （三）围棋战略思想是东方博弈思维发展的结晶

        围棋战略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民族，它始终受到所处的时代环境、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广泛吸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精髓，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发展，成为人类特别是东方文明共同的智慧成果。

       日本近现代围棋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新布局革命以来的围棋理论与实践，对现代围棋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日本最早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竞技围棋，在博弈对抗中推进了围棋战略战术的发展。17世纪初，日本主要围棋流派开始进行被称为“围棋史上最残酷的争棋”——“御城棋”的正式的棋艺对决，竞技的对抗、激烈程度大大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博弈境界和技艺的提高。其次，日本近代围棋废除了座子制，使围棋的战略空间得到充分拓展，战略内涵更加丰富，特别是布局构思的创新性明显增加，为现代围棋战略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再者，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围棋在以吴清源、木谷实为代表的围棋大师倡导下，在新闻棋战的推动下，掀起了新布局革命，所形成的围棋理念主导了20世纪世界围棋的发展，至今仍是日本围棋的主流。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追求均衡的价值取向。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兼顾势与地，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二是注重图形的效率观念。以好的棋形为最高效率，把棋形结构上升为效率标准的思维模式。强调棋形正则棋路正，棋形厚则棋势厚，棋形美则棋艺高。三是崇尚风格的艺术情结。对博弈艺术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胜负意识，向往具有鲜明风格的名家流派，如“美学”、“宇宙流”、“二枚腰”、“天煞星”、“剃刀”等等，更多地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理解围棋。四是从容充分的行棋方式，棋手的对局思考时间仍然较宽裕，在有限环境压力下博弈，弈棋心态宽松，不轻易做风险决策，不打无把握之战。藤泽秀行在棋圣战中力屠加藤正夫的大龙获胜后，曾经对日本围棋现状感慨万千，称能杀的棋不杀，能多赢的不赢，这样的棋已经脱离了围棋的本质。这样的感慨显然并未敲醒当时的日本围棋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围棋因此而衰落。

     韩国围棋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围棋思维模式，促进了现代围棋战略思想的创新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围棋开始在世界弈坛上崭露头角，在迄今不过20多年的历史瞬间内，形成了一股强势的“韩国流”。其中，在世纪之交前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韩国围棋处于领先地位，占据绝对优势，起到主导作用，直到中韩争霸格局的形成。
      韩国围棋的突出特点是进攻与作战，好战、敢战、善战、强战、乱战。其原因：一是韩国围棋在历史文化上的积淀比中日都要贫乏，更少受传统观念的制约；二是与朝鲜民族好胜坚韧的性格特点有关，强烈的生存意识是韩国文化的核心，对胜负的敏锐和执着是韩国棋手基于文化所特有的天赋；三是围棋竞技环境的压迫，在当时与中日棋手的较量中，这是唯一可选择的突破口和胜利途径。有人据此认为，韩国围棋的特色与贡献主要在技术风格上，这是不正确的。在围棋竞技的指导思想、作战原则、整体套路、定式运用等方面，韩国围棋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奉行赢棋第一的竞技目的。不论风格、流派、手法，不管过程、阶段、局面，赢棋就是一切，就有道理。坚持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行棋的原则和尺度是现实利益，所有着法和棋形都要追求最大利益。采取创新求变的发展路线。从布局、中盘到收官，都不拘泥传统，不迷信前人，不盲从他人，一切都可以试、可以走，从中发现新的可能，形成新的套路。贯穿精确制胜的作战原则。总体构想和局部战斗，都建立在准确计算的基础上，力求在算度上高人一筹，以强大的计算能力挑起复杂战斗，在乱战中取胜。具有通盘作战的战斗理念。把一盘棋看作是完整的进程，强调阶段性的优劣不等于结果，往往是后半盘机会更多，在逆境中更能够利用对手的弱点，放大对手的漏洞，抓住对手的要害，绝地反击，翻盘致胜。以上是总体情况，具体到不同的棋手则有不同的表现特征。如作为韩国围棋崛起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曹薰铉，第二代李昌镐，第三代李世石，第四代朴廷桓，行棋风格、思路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骨子里却有着相同的基因。韩国围棋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如有的片面追求战斗，按规律行棋、把握大局不够，有的无理手过多，过分依靠乱战搅局，等等。但从总体上看，韩国围棋在竞技思想上独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表现，对现代围棋博弈艺术包括战略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围棋战略理念的内涵与实质

     围棋战略理念，是围棋战略艺术在思想理论和观念形态上的集中体现。这些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基本内涵。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传统或经典理念

围棋战略思想中的传统、经典理念，也可称为核心理念，带有普遍性质，反映围棋博弈的客观规律，被无数实战经验所证明，是公认的、不能随意违背的原则。如果违背了，或者直接导致竞技失利；或者偶然获胜，但不能在多数比赛中胜利；或者小有成就，但最终难以成为大棋士。这些理念，主要包括以下10条。

 第一，多算先胜。围棋是数的科学。围棋的战略构想、战役组织、战斗实施正确与否，都建立在计算是否准确的基础上，通过算度的深浅反映出来。《孙子兵法》中“多算胜”的思想，在围棋竞技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比如，博弈之前的“庙算”，就是预先分析敌我双方情况，构思、盘算作战的总体方略；布局开始时的“筹算”，就是根据双方初始构想碰撞的情况，筹划、谋算整个作战的走向和作战部署；子力展开时的“估算”，就是对不同方向投入子力的效率进行思索和估量；组织战役时的“测算”，就是对预想目标、手段步骤、发展变化和关联影响进行推想和测度；战局进程中的“格算”，就是对交战双方的得失进行比较和掂量；具体战斗中的“精算”，就是对行棋的着法、变化、结果进行精确、周密的计算。每一种计算方式，都联系特定的思维模式。计算，不仅是战术思维的要素和依据，而且是战略思维的要素和依据。战略构思也要计算。围棋计算的特征，纵向看，是从定性到定量、从大体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从概略到精确；横向看，每个阶段的计算都是在比较双方量化的程度、准确的程度、预测的程度。特别是在严格限制时间的情况下，更是在比较双方思维的强度、计算的准度和反映的速度。谁算得早、算得快、算得多、算得细、算得准，谁就是强者，谁就能胜利。

 第二，主导在我。掌握行棋的主导权，占据博弈的主动地位，是围棋战略思想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古训，是围棋竞技艺术的最高境界。博弈是双方意志的较量，主导，就是通过“手谈”传达的信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迫使对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在行棋中偏离或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服从或屈从于我方的意志。主导，包括套路主导，使整个行棋的路数和步调，走入我方熟悉的、优势的、预想的套路，而使对方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局势主导，在双方对抗中以高人一筹的构思与计算，形成符合我方意图、抑制对方意图的局面、结构、态势；发展主导，对局面的发展趋势预想、设计在先，迫使或诱使对方按我方设想行走，从而把握整个棋局的走向。主导有两个尺度：一是我方满意、主动、得利的程度，一是对方难受、被动、损利的程度，这两个指数一正一反，都是形成主导的标志。主导权反映在行棋状态上，就是作战的主动权。主动权是重要的战略概念。毛泽东说过：主动权就是行动的自由权。自由权不是随意行棋的权利，而是能够制人而不制于人的表现，是主导权的表现。掌握行棋的主导权、主动权，是追求高端博弈艺术的目标。

 第三，以势压人。势是围棋战略思想的核心概念。势的构想、营造和运用，即谋势、造势、用势，围棋战略艺术的核心要素。势的本意是指由力量的一致性、事物的共同趋向和营造产生的潜能，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结构和表现形态。《孙子兵法》中有“势篇”专门论势，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强调利用无可抵御的能量释放，创造一种压倒性的战斗力，比如“以碫投卵”、“鸷鸟之疾”、“激流以至漂石”、“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围棋博弈中的势主要指：态势，形成使对手感到压力和威胁、行动受到制约，使自己行棋顺畅、高效的格局和战略环境；外势，外线作战是战略主动的表现，把棋走在正面、宽大的空间，夺取战场制高点和控制权；气势，势是一种能量场，势能既包括物理能量，也包括心理能量，通过能量的聚集和发挥，不仅在局面上，而且在心态上影响和震摄对手；趋势，逐步释放蓄积的潜能，主导和控制棋局发展的走向。围棋造势、用势的基本手法是：布局、序盘作战中贯彻我方意图、破坏对方意图形成的压迫；营造大模样形成的压迫；实施包围、隔断形成的压迫；进行“宽攻”即保持一定距离的威胁和攻击形成的压迫，等等，都是“以势压人”的具体体现。势的运用是有条件的，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要付代价，可能在实地上受损、出现漏洞或意图落空，关键在得失比较；有阶段性，只能在战略展开即序盘和进入中盘作战时使用；需要结合，不可能独立进行，要与其它作战手段相互融合；必须转化，围棋虚与实的转化主要表现在势与地的转化上，势要能导致优势，最终转化、落实到实际利益即实地上。势的功能和作用释放、发挥的过程，就是逐步向实利、实地转化的过程，转化的结果，是衔量势的作用的最终尺度。                                                                         

 第四，照应全局。围棋博弈是由一系列战役战斗相互连接和组合而成的战略全局。把握大局、照应全局，是围棋战略思维的关键原则。照应全局的核心内涵是：全局利益高于一切，行棋所有问题和相互关系的判断、选择和处置，都必须以全局的需要为转移。围棋的全局与局部具有特殊关系，不存在抽象的全局，全局利益完全由各个局部利益组合而成，并通过各个局部的比较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围棋没有同步、统一进行的全局行动，各个局部的子力不能同时动作，只能按照轻重缓急依次行动。这就使得全局考虑与局部选择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必须根据全局需要确定盘面最大、最紧迫的一手。“急所重于大场”，就是指在关键部位应对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比占领一般大场对全局的影响更大。要着眼全局态势安排、协调相关局部的行动，使各个局部子力的运动目标统一、思路连贯、逻辑一致、动作协调，具有整体性。所谓“兄弟打架”，是指因为相关局部的行动相互抵触而降低了效率；而“缠绕攻击”，则是因为相关局部的棋形缺乏有机联络而可实施交叉进攻。这是把握全局者所务求避免的。

 第五，攻守平衡。进攻与防御，是作战行动的基本类型，也是围棋博弈的基本手段。围棋的攻防，集中表现在攻杀与做活、破空与护空、隔断与联络、打入与守地等等行动上。恰当的选择、使用攻防手段，达到攻守平衡，是围棋战略艺术的生动体现和重要指导原则。攻守平衡，不是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走一条中庸路线，而是使二者有机结合、互为保障、辩证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而这并不意味着攻守可以失衡。进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进攻是有条件的。这里的条件除力量和时机之外，还包括自我防护的程度。没有相应防护的进攻不是最好的进攻。战争中，组织进攻作战的同时要组织防卫作战，原因就在这里。有人认为，攻守平衡在现代围棋中已经过时。其实不然。一方面，这是由战争的目的决定的，保护自己与消灭敌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依据；另一方面，是由进攻的规律决定的，进攻越过顶点会走下坡，防护意识是防止越过顶点的重要保证。围棋博弈是天然的攻防统一。比如，打入是进攻，而联络或者做活或者延气对杀，则是防守。坚持攻防的辩证统一，是攻守平衡的核心。表现在进攻上：利用厚势（既有的坚固防御阵地）进攻；攻击成空或攻击护空；攻击的目标、方向与己方需防护的区域不相矛盾；对攻击子力队形的保护，等等。表现在防守上：创造和利用对方进攻中的破绽和漏洞，为反攻创造条件；在收缩中强化自己，积蓄反攻的力量；发现和等待反攻的时机，适时反击制胜。

 第六，效率至上。竞技围棋以争胜负、夺锦标为首要目标，竞技性是主导因素。竞技围棋的本质，是基于效果，追求最高效率，实现局部与全局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决定了在用棋博弈中，效率成为衡量行棋价值的根本尺度；效率至上，成为核心价值观。比如，棋谚所说的“高者在腹”，“入腹争正面”，“二路连爬活也输”，等等，都是讲的在行棋方向和路线上，效率决定价值的一般规律。追求最高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要坚持赢棋第一的原则。效率高低，利益大小，都取决于胜负相关联的程度。为了赢棋，不能满足于“有一手棋”的价值，而必须力求每一手棋的最高效率和价值，力戒松缓，力避低效、无效甚至负效，为胜利争取最大的可能。要坚持效率高于审美的原则。行棋效率与棋形美感本来是统一的，所谓的棋形美本意是指效率高。但在有的围棋流派的观念和实践中，美的棋形成了形而上的东西，审美要求甚至超过了胜负标准，这是不正确的。实践中棋手之所以在意棋形，是因为好的棋形本身就是高效行棋的结果，而好的棋形会带来好的效率。所以，不能以疆化的思想对待棋形和效率，要贯彻实战第一、效果第一，为了争取优势，敢于和善于运用“场合手段”，必要时敢于使用“怪招妙手”、“愚形杀手”。要坚持以风险搏效果的原则。风险与效果往往是辩证的统一。追求利益最大化必须用于面对风险。风险是共同的，自己冒风险，也把对手拉入风险；一方不按规则出牌，另一方也要陪着走钢丝；一方看不清，另一方也未必看得清。夺取最大利益，要敢付风险成本。这不是盲目冒险、挺而走险，而是在客观估量、精确判断基础上的自觉选择。

 第七，抢占先机。先机是战机的一种，是能够直接夺取主动和优势的战机。所谓战机，是作战中出现和遇到的有利于我方的机遇、机会。战机稍纵既逝，可遇不可求。善于捕捉和把握战机，是重要的战争指导艺术。抢占先机，争夺先手，在围棋博弈中具有战略意义，是把握战机最重要的内容。过去有“占山为王”，围棋则是“占先为王”。《棋经十三篇》上讲“宁输数子，不失一先”，就是指先手的重要性。争取先手，是为了先敌抢占战略、战役、战斗的要点，夺取全局和局部的主动地位；在作战中先敌动手，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就取得领先优势；在各种利益的选择上抢先占有较大、较多的利益，而把较小、较少的利益留给对方。抢占先机，争取先手，也有相对性。要把握“绝先”的利弊。所谓“绝先”是我动敌必应，在定形时好处极大，但如使用时机不当，也会失去变化，损失劫材，可见绝先并不是绝对的。要防止“似先非先”。先机、先手是比较的概念，相对于全局利益而言，如果对形势、得失判断不准，也会出现以为是先其实不是，造成我动而敌不应，抢先而未得先机的局面。要认清“先中后”和“后中先”。先手、后手与主动、被动是辩证关系。一般情况下，先手主动，后手被动，但由于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在有的情况下，抢先会落后手，后发可以制人。

 第八，弃保转换。转换是围棋博弈中双方在战略层次进行对等较量的一种思维模式和作战模式。转换以已布下的子力或已取得的利益为成本，得到相应的战果。转换本质上是有代价的获取。转换在理论上应是对等或基本对等的，完全不对等的不称其为转换。转换分为三种类型：主动转换。按照我方的战略意图和行棋步调，或佯顺敌意，迫使或诱使对方接受利益的交换，结果一般于我有利；被动转换。当形势不利或行棋受制时，为了求得转机或保持相对平衡，不得不实行的交换；劫争转换。劫争的表现为要点争夺，实质上是围绕利益转换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谈判中实力强（劫材有利）的一方，往往使得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转换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精准的计算和深远的预见，而且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很强的魄力。几乎所有的棋类都有子力兑换的战术行为，惟有围棋的弃保转换，堪称战略艺术。

 第九，以强击弱。在作战行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强势坚壁，用于打击敌人，这是重要的军事方略。在围棋博弈中，强指的是厚。厚为强，薄为弱。厚有三种：铁厚，就是活棋，无可撼动；厚势，子力多，棋形好，眼位丰富，联络可靠；厚味，有厚的初步形态和发展趋势，但还不够厚。以上也可统称为厚势。厚势作为支撑，主要用于攻击对方，或制约对方行动，但一般不用来围空。“厚势不成空”有数学根据。用大量子力构筑厚势，再投入子力进行围空，行棋的平均效率和总效率会降低；与此同时，对方在空旷处行棋，相同的子力速度、效率可能会更高。以厚势坚壁为背景，在对方的背面或侧翼空虚处展开行动，一方面，自己成空并破坏对方成空；另一方面，迫使对方在我厚势面前行棋，行动受制，或被动作战，从而改变双方行棋的效率比。这就是围棋的以强击弱，实质是以厚制薄。运用厚势的原则：形成要早，多方发挥辐射作用；充分用于作战，依托厚势，强手攻击。厚势形成的过程，是力量积蓄的过程，是拳头攥紧和收缩的过程，需要付出子力效率的代价，其实际效益应当结合力量释放和爆发的总效果一起计算。

    第十，出奇制胜。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军事原则，也是围棋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和特征。保持行棋意图的突然性，尽可能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在比赛中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出奇制胜的核心是设计用谋。围棋作为完全公开状态下的博弈，仍给谋略运用留下巨大空间，这是由围棋的特性决定的。首先是意图表达的组合性。一方的思路通过相互间隔和独立的布子来显现，为对方理解、判断的偏差和失误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子力布放的多义性。每一枚棋子所下的位置，都可能具有多种含义，究竟哪一种是真意，往往难以捉摸。再者是施策应对的随变性。一种意图，可能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一种手段，可能导致多种结果，双方的不同应对造成行棋路线的变化多端与莫测。围棋谋略的运用往往带有隐蔽性、预设性、突发性和不可逆性特征，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包括“权变”和“诡道”两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变”与“诈”。变，指奇正之变。所谓正，就是正道、正招，即普遍规律；所谓奇，就是奇招、变招，即特殊规律。奇正互用，才能制敌而不制于敌。奇正之术的关键在变，权变，就是权衡利弊而变化，不拘一格，不守一术。要综合运用经验思维、公理思维和辩证思维，有时堂堂正正行棋，有时不按常规出牌，一切以获利为原则，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诈，指欺敌以方，示假隐真。增强行棋构思、手段、步骤上的隐蔽性和伪装性，使对手摸不清真实意图，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用诈的基础，在于筹算的深度、精度高于对手。有的棋我已发现，对手没有看到；我已算清，对手没有算到；我已下套，对手还不知道。结果，一旦出手，完全出乎对方预料，达到出奇制胜的结果。

以上围棋战略思想的核心理念或基本内涵，如同一切学科领域的原理、原则一样，是既有真理性的一面，也有经验性的一面；既有绝对性的一面，也有相对性的一面；既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完全从实际出发，正确理解和运用。要抓住实质，辩证认识；要整体把握，综合运用；要因情而变，不拘一格；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本身也是围棋博弈的本质要求。

（二）最新理念

当代竞技围棋的实践，使围棋战略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一大批年轻优秀棋手的出现，给围棋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对围棋艺术的理解，在传统、经典理念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有很多新的发展。他们以自己的风格，对21世纪的围棋作出了新的诠释。当代围棋战略思想，植根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突出表现在：功利性特征，竞技获胜的动机更加强烈；时效性特征，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佳效益；个性化特征，张扬个性成为新的时尚；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军事化特征。军事是围棋产生的母体之一。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了三军联合、整体联动，体系对抗、节点破击，精密定位、精确打击，急谋速断、快速反应的新趋势。传统的、机械化条件下的作战理念正在被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理念所取代。这些新的变化，给予竞技围棋的思维模式包括战略思想，以深刻启发和影响。反映在博弈实践中，催生了一系列崭新的理念。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8条：

第一，整体联动。把棋局作为一个整体战局，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构想和设计。这种全局性整体作战，不是指全局到处都有战斗，这与过去并无区别，而是指全局范围内的大规模作战。这种作战，整体联动性更强。各个局部的战斗，不再是相互分割和独立进行的战斗，而是一个更大的作战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子力运动的方向和结果都融汇于一个统一的作战意图之中；根据总的设想，策划、组织和协调各个方向、局部的战斗。整个棋局犬牙交错，但贯穿着内在的指向性。这种以大规模联动为特征的整体作战，体现了21世纪围棋战略思维的境界与本质。

第二，精准搏杀。21世纪的围棋充满战斗。“手谈”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战斗说话，靠作战表达，靠搏杀解决问题。由于计算能力的提高，使作战形态发生变化，从迴避复杂战斗，到制造复杂战斗；从应付复杂变化，到操控复杂变化。精准计算，给了人们敢于进行任何搏杀的高度自信。正是在深度计算的基础上，能够设计和组织人不敢为的行动，达到人不能及的效果。这种以精确化计算为基础的搏杀作战，成为典型的时代特征。

第三，高效极限。追求最高效率的行棋，把各种相对松缓的着法都视为效率不高。接触作战中，坚持最紧凑的着法，使对方不能脱离我方的设计而自由行动；坚持最有压力的着法，使对方始终感到受威胁而处于紧张状态。把战斗延伸到一切有利益争夺的地方，把作战的效应发挥到极致，务求利益最大化。这种以最高效行棋为目的的极限作战，成为当代竞技围棋获胜的一种锐利武器。

第四，实地取向。酷爱实地，抢占实地，是当代竞技围棋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行棋路线。由此产生了保角依边、先捞后洗等等战法。有时为了争夺实地，甚至不惜低位行棋。这反映了重视现实利益、可靠利益和行棋实效的价值观念。以实地化争夺为取向的作战路线，当与把握全局变化走向的能力有机结合时，也会具有难以撼动的力量。

第五，个性追求。战略的制造和实施，本身就带有人的个性特征。21世纪的围棋博弈，棋手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技术风格，会更鲜明地体现出来。在行棋中张扬个性，特立独行，成为新的时尚和追求，这是精神生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在围棋竞技中的反映。不同类型的棋手，面对棋局，有时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使对弈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变化莫测。这种以个性化风格为特征的多样作战，是当代围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六，灵活变换。当代围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变化和变数，这就要求博弈思维富有高度的灵活性，善于变换转身，以变制胜。从总体构想、行棋方向、攻击对象、作战手段到预期结果，都应根据对手和棋局的变化，及时、不断调整，甚至重新构思。围棋竞技没有也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不仅要因敌而变，敌变我变；而且要审时度势，先敌而变，以变促变，在变中求胜。

第七，快速反应。快棋、超快棋正在成为21世纪最时尚的围棋赛制。新的发展趋势，对围棋博弈的思维方式、思维强度和思维质量，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此，必须培养急谋速断、快速反应的习惯和能力，善于对局面变化和行棋路线，作出短时、瞬时的正确反应与决择，在以快节奏为主旋的快反作战中成为强者和胜者。

第八，创新超常。21世纪的围棋秉承传统，但不墨守成规。创新，是围棋艺术包括战略思想丰富发展的时代标志与内在动力。不论是理念、定式、手法、习惯还是规则、赛制，都有创新发展的空间。已有的，可以重新审视和完善；没有的，也可以发现和发掘出来。实践催生一切。当代竞技围棋，可以说是一种以全维度创新为标志的超常作战，敢于超越传统与常规者，引领发展方向。

由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当代竞技围棋更具有整体性、对抗性、进攻性、精确性、时效性、多变性和创新性。对局的精彩程度大大上升。当然，很多新出现的东西，目前认识还不完全一致，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些，都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对围棋战略理念的内涵与实质，不断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丰富围棋理论文化宝库，用以指导、推动竞技与普及两个方面的发展。

    四、围棋战略思维的影响与延伸

    围棋战略思维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功能和作用，不仅表现在围棋博弈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

（一）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

    围棋战略思维起源于古代战略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围棋战略文化。围棋战略文化是围棋文化的核心，同时，又以特有的典型性、实用性和很强的渗透力、影响力，成为整个战略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战略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围棋的许多战略思想，超越了围棋本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一些其它领域的思想文化成果所不能达到的。西汉围棋大国手杜陵，人称杜夫子，明确提出精通围棋的道理，可以大大有益于治国安邦的圣人学说。此论见《西京杂记》卷二，“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东汉班固所著《弈旨》中最早提出围棋与帝王之术的联系：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元孝帝崇尚、倡导汉文化，曾就负有治国之责的皇帝是否应该下围棋的问题与大臣进行讨论。当时为奎章学术院翰林的虞集，即著名的《玄玄棋经》序作者邵庵老人回答说：围棋“有经营措置之方，攻守审决之道，犹国家政令出入之机，军师行伍之法，举而习之，亦居安虑危之戒也。”并用“周天画地，制胜保德”来作比喻。孝帝对此非常赞成，“深纳其言。”明代董中行在《仙机武库》序中，深刻论述了当局决策者学习围棋以求“智远”的道理。他针对有人提出“善博弈者，智不远”的观点，指出：“智不远者，正不可不善弈。古今当局家，按彼己情形，识取舍大势，着着居先，无贻后悔，不屑于趋罫作活者，能有几人”。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对围棋的战略意义讲得最为经典和精辟的，是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日寇尚处战略进攻，形势险恶，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围棋为例，讲敌我双方的攻防作战行动，着重讲“做眼”即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指出：“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是在军事理论上第一次把围棋与“战略”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在战争指导上堪称千古雄文。

 围棋的战略功能，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延伸。围棋主要在社会精英层面流行，通过对这些人发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由于这些人的社会能量远远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这种影响就更为深远。围棋在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人眼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战略思维的载体，因而成为世界认识、研究中国战略思维特征的重要标志性事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中国的宏图战略与围棋的下法颇为相似，围棋博弈融汇了中国战略思维的精髓。美国军方的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围棋蕴含非常多的战略内涵，只要有基本的围棋知识与经验，即可为美国政治与军事指挥锦上添花；美国应通过围棋来学习中国注重谋略、注重“伐交”的方式，在重视力量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增强其全球领导力。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广泛、深入地认识和研究围棋思维的战略意义。

（二）战略智慧的丰富源泉

    围棋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理念，从古到今，都是丰富的战略智慧的源泉，不仅对围棋博弈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包括治国、治军和国际政治思维在内的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第一，围棋战略思维对当今治国之道的启示。围棋是古老的，但它的很多思想内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甚至是先进的。一是围棋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民本思想”是围棋一切思维形态包括战略思维的重要思想根源和人文基础。与其他博弈活动的棋子、牌张由等级规定能量、身份决定作用的设置不同，围棋的每个棋子身份都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围棋中得到了生动诠释。众多普通、平等的棋子，在棋盘这个舞台上，通过有机组合与对手博弈，获胜靠的是“人民”，而不是帝王和权贵。围棋体现的民本思想，是对宗法等级制的冲击与否定，符合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要求，包含治国之道的深刻内涵。二是围棋充分体现了整体为上的理念。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粒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它不能单独吃掉对方的棋子，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与我们民族整体至上的思想观念一致。中华文化历来以重视整体利益著称于世，依靠集体力量，把个人与集体融为一体，这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国家兴旺强盛的重要保证。三是围棋充分体现了中和为要的理念。围棋深受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影响，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即注重利益调和与均衡，以中正、和谐为社会的理想境界。四是围棋充分体现了效益为胜的理念。围棋注重效益，由比较效益决定胜负。这对我们今天以效益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努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和比较效益，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围棋战略思维对国际战略博弈的启示。围棋作为高度文明的智力博弈活动，蕴含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丰富文化精神和战略智慧，对在当代国际战略博弈，包括解决复杂问题、化解风险争端中掌握高超的斗争艺术很有帮助。一是注重造势用势，利用各种条件，营造有利局势，形成主动态势，把握发展趋势，使问题的解决势不可挡、水到渠成。二是争取相对利益，在不具备以绝对优势压垮对手的前提下，善于审时度势，以有限的力量争取更多的利益，达成相对胜利的目标。三是保持总体均衡，在各方力量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制衡保持平衡。当条件不具备时不主动打破原有平衡，避免由失衡导致失控甚至失败；当条件具备时，顺势而为，打破旧的平衡，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平衡。四是强调利益转换，在有取有舍中搏取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出利益转换、补偿的调和性，展现取舍转换的高超博弈艺术。在当前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尖锐斗争中，运用围棋的智慧谋取战略主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首先是大力造势，依据历史和法理，营造民族同心之势、国际正义之势、地区和平之势，以势制敌；其次是因敌而变，通盘考虑斗争的战略布局，根据形势发展选择对策，敌变我变，针锋相对；再者是出奇制胜，在大战略指导下，策动奇谋妙策，出招、择时务求出敌意外，高敌一招，胜敌一筹，把握全局主动；最后是果断定型，充分考虑各种变化，选择最佳的定型方案和时机，以高远的战略眼光谋求最大的比较利益。

 第三，围棋战略思维对军事战略运筹的启示。围棋博弈是认知领域的虚拟战争，富含深邃的谋略思想和战略智慧。在军事战略运筹中学习借鉴围棋理念，有助于获得思维的灵感、思辨的顿悟和思路的拓展，发现并认识更多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信息时代的战争特别注重军事理论创新，围棋的战略特质，使其成为绝好的思维训练工具和研究参照系。军事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成果提出，要用围棋的方法而不是象棋的方法研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战争。所谓围棋的方法，是指网络化棋局和发散式子力运动方式；所谓象棋的方法，是指划分区域界限的战场和固定单一的子力行走模式。这种选择，是信息时代、网络革命带给军事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当代围棋博弈中战略功能表现出新的特征，主要是：战略运筹更多地依靠战术、战斗的进程来设计和实施，这对当代军事思维具有启发意义。比如，现代战争实践中出现战略决策、战术行动的现象越来越多，战斗、战术的发起与进展直接与战略决策相关联，直接影响战争全局。美军在巴基斯坦击毙拉登的作战行动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对系统效能的整体发挥有重要影响，围棋体系作战、节点破击的战略运用，与信息化战争整体战思想和体系破击战思想相符。现代战争节奏加快，战场瞬息万变，要求指挥员必须临机快速决策、果断处置情况，围棋竞技强调急谋速断，有助于提高即时判断和随机应变能力。现代战争强调基于效果作战，重视对打击效果的评估，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效能；围棋效率至上的理念，专注于从全局上控制，专注于每一子力的实际效果，对基于效果的作战有重要启发意义。现代战争是精确作战，基于信息系统的侦查、筹划、控制盒集成能力大大提高，战略和战役由一系列精确打击的战斗组成；围棋战略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准确计算的基础上，建立在精确战斗的基础上，是对精确作战的最好诠释；现代战争激烈残酷，强调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围棋坚韧克敌理念同样强调意志和心理因素，精神士气才是战斗力真正的锋利刀刃。现代战争强调战略指导的自主地位，不被敌人牵着鼻子跑，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己方优势，以我之长克敌之短；围棋强调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力争在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采用最有效的战法打击敌人的短处、虚处和弱处。现代战争立足于充分的战争准备，军事力量建设呈现结构一体化趋势，军事训练体系出面向实战、重在能力、全要素、全过程等特点；围棋表面上是单打独斗的脑力对抗，其实在这种个体对抗背后有阵营的支撑，大赛前集体力量的凝聚、阵营力量的凝聚、国家力量的凝聚，是克敌制胜的根源，而围棋专业队伍建设也要形成统一合理的力量结构，为促进围棋事业发展、夺取世界围棋比赛锦标奠定基础。

（三）战略博弈的思维工具

 围棋对人类博弈思维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以空间争夺为主的智力博弈形态，成为充满智娱乐趣的思维工具，并且为最直接反映战争进程、体现战略谋划需求的“棋类”——兵棋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兵棋，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性棋类，而是运用形象化的表示战场环境和军事力量的地图和棋子，依据从战争经验、演习训练和研究实验中抽象积累的规则和数据，通过建立行动概率表与取随机数方式体现战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运用回合制抽象交战时间和作战决策周期，对博弈双方一系列决策活动进行模拟推演和分析研究的工具。
     兵棋有多种类型，按形态区分，有手工兵棋和计算机兵棋；按层级区分，有战略兵棋、战役兵棋和战术兵棋；按功能区分，有训练检验兵棋、案例研究兵棋和娱乐游戏兵棋，其中娱乐游戏兵棋属于非专业用兵棋，主要用于军事爱好者体验战场对抗实战。兵棋具有博弈性、模拟性、实战性、随机性、趣味性等基本特征。兵棋在军事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训练作用，是训练指挥  和指挥机关的有效工具；检验作用，是辅助制定与检验评估作战方案的重要方法；预测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作战的进程与结局；创新作用，是创新未来作战理论和战法的基础平台。
      兵棋在现代军事上得到高度重视与广泛运用。1938年至1939年12月，德军总参谋部对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计划，用兵棋进行了反复推演，寻找到了最佳作战方案，采取绕开了马其诺防线从阿登地区闪击的战法，获得了巨大胜利。1940年，德军运用兵棋反复推演了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因暴露出诸多问题而放弃实施该计划。1941年9月，日军在兵棋推演的基础上修订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提高了对美太平洋舰队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把握。之后，日海军在中途岛海战前，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委派其参谋长组织了围棋4天的手工兵棋推演，证明将遭受美军高强度轰炸和伏击，但日军将领按主观意志，人为修改了推演规则的裁决结论迴避了所提出的警告。结果实战进程与推演过程出现了惊人的巧合，日军遭受惨重失败。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特混舰队司令在战前对作战方案进行了多次兵棋推演，海上机动过程中还不断推演完善作战计划。由于战争发展与推演在不少方面十分相近，战后他在给国会的作战报告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兵棋推演是和平时期不经过流血而有效获得战争经验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美军从实战教训中认识到：“兵棋推演是通过显现战斗来检验行动方案的最好方法。”
      为此，美军在《联合作战计划》中规定，“行动方案分析与兵棋推演”为“联合作战计划制定程序”的七步顺序中的第四步，是定下作战决心的关键环节。海湾战争中，美军中央战区司令部使用两了3套兵棋，来分析和辅助制定作战计划。1990年8月2日凌晨1时，伊拉克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当天清晨，当伊拉克还没有完全占领科威特时，五角大楼便着手寻找一种能够快速推演的兵棋，用来判断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战场事件。结果发现，能够满足要求、最快得到结果的是一套民间手工兵棋，在任何一家兵棋商店都可以买到。这就是一套由马克·赫曼设计，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海湾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为推演背景，名为《海湾打击》的手工兵棋。于是，五角大楼在8月2日上午10点找到了马克，下午14点签好了合同，15点开始了兵棋推演。推演的结论是，伊军入侵科威特的部队只能抵进到科沙边境，没有力量再进攻沙特阿拉伯，而且美国出兵后，伊拉克必定失败。这部兵棋推演的结果，对于美国作出这场战争初期的一些重要决策如“沙漠盾牌”计划等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美军各军、，各战区以及国防大学等不断进行兵棋推演，预测未来世界各地可能出现的危机过程和结局，为处置危机预作准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海军的“全球兵棋”、空军的“全球打击”、陆军的“后天陆军”等系列兵棋推演等。我军兵棋训练和运用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我总参谋部有关人员曾用兵棋推演准确预测了美军将在仁川登陆这一重大事件，为我国进行战争准备、把握主动创造了条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军恢复在训练、研究领域中的兵棋运用。1986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的黑格准将访问中国时，将一部美国陆军训练用的手工兵棋赠送给我军事科学院，以表示某种友好态度。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我军的作战模拟水平不断提高，现已具有新型兵棋推演系统，反映了战争谋划、指挥方式上新的拓展。

 那么，兵棋和围棋究竟有什么关系，围棋对兵棋的产生与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围棋是兵棋的重要起源。美国兵棋大师邓尼根说：“在人类进行第一次有组织的战争之前，很可能就有了某种形式的兵棋。”古代兵棋是人类对战争最原始的模拟。西方人推测，兵棋历史可以溯源到4500年前的中国。当时的军事首领们经常会用小石块或其它标志物来表示地形和双方的军队，并把作战态势在纵横交错的原始地图上摆放出来，设想敌人可能的行动，以及己方的应对方法，最后推断出交战的可能结果。这是什么？这就是最初的围棋。西方兵棋界普遍认为，第一套兵棋是由中国古代孙子发明的“weihai”，也就是古代的围棋，以及后来的象棋等棋类。可以说，围棋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兵棋，是兵棋最早的祖先。古代兵棋形成后，在印度、欧洲等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古印度，出现了现代国际象棋的雏形——“恰图郎加”。1664年，在德国出现了“君主棋”，即在象棋模型中加入许多战争细节和军队元素，并采用了很大的棋盘。1795年，法国军事家创造了一种新的棋戏，采用法国、比利时接壤处的实际地图，并划分成6060个方格，模仿战场上的实际交战过程。1811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兵棋在德国诞生。普鲁士的文职宫廷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模仿当时的战争，制作了一套棋战，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非常喜欢，取名为“克里格斯贝尔”，意为“战争游戏”，这是世界公认的现代兵棋的直接起源。在古代中国产生的智力博弈的种子，却在近代欧洲结出了智慧之果。 

 第二，兵棋的原则与围棋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如果把敌我双方简化为黑白棋子，在一块纵横交错的地盘上进行复杂的攻防作战；这就是围棋。围棋中战略、战役、战术概念与战争中的相应概念十分相似，围棋的战法体系，体现了最基本的战争原理。而兵棋不仅包含着严密的数学语言，而且体现了哲学思维方法。兵棋研究和显示的对象是战争矛盾运动，反映战争固有的辩证关系。战争本身的辩证性，决定了兵棋思维的辩证性。抽象地看，兵棋内容包含着哲学的特殊与一般、整体与局部、质变与量变、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矛盾运动规律。具体地看，兵棋内容包含着奇正、虚实、攻防、存亡、优劣、轻重、缓急、得失等等矛盾关系。这些思维方法与围棋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如果说，兵棋在棋子的外形上与象棋、国际象棋等相似的话，那么在本质上，即在思维方式上与围棋更加接近，甚至是高度一致，这就是哲学层面上的共同性。

第三，兵棋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围棋的本质特征。现代兵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思想对思想”、“兵力对兵力”两大阶段，现正向“系统对系统”即体系对抗阶段发展。美军认为，第一代兵棋是“思想对思想”的兵棋，主要强调推演者从作战思想和方法上超越和击败对手。第二代兵棋是“兵力对兵力”的兵棋，主要强调从作战力量的对比及其使用上战胜对手。目前开发的兵棋基本上属于第二代兵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军认为第二代兵棋已不能体现现代战争的特点，因而提出第三代兵棋的设计构想，即增加三个要素：系统影响、决策周期、人为因素，使兵棋的构成要素和交战规则更贴近当代战争。这种以体系对抗为根本特征的兵棋设计，与当代围棋所崇尚和体现的整体、系统作战的思想与战法，极为接近甚至相似。这种现象，是当代人类思维与实践达到更高层次的系统状态，在不同领域的必然反映，因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围棋战略思维作为人类智慧之果的延伸功能，由此可略见一斑。

    五、围棋战略素养的形成与提高

 围棋战略素养，是对弈者应对、处理棋局中战略性问题的素质、修养和能力。战略素养相对于战术素养而言，是围棋艺术和棋手综合素质中更高级的部分。战略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也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练和积累。通过学，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和他人经验；练，进行深入、系统、有针对性的训练；战，在实战中反复运用、感受、体验；悟，在内心深处自觉总结、省悟和升华，使之真正融入自己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行棋习惯中去，成为素质、修养、能力的一部分。要特别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培养。

    （一）强化大局观的锤炼。围棋的大局观，与战略意识、战略素养相通。由于全局的东西很多并不直观，靠简单的打谱、传授很难迅速掌握，更多地要靠棋手的用心体悟和反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专业棋手都经过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对围棋局部的变换可以说是研之精深，培养大局观，关键就是要“肯用心去想一想”，理解和把握围棋战略理念的精髓。全局的东西有三个特征：一是超越性特征，就是超越眼前的、具体的现象，而趋向于整体和发展。掌握全局，必须善于从局部范围跳出来，从眼前事物看出去。二是层次性特征，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逐层递进。相对于组成战斗的各个棋子，战斗是全局；相对于组成战役的各个战斗，战役是全局；相对于组成整个棋局即战略的各个战役而言，战略是全局。要站在最高层次的全局把握和处理各种关系。三是统驭性特征，就全局对局部有统驭的权力，局部服从全局带有强制性。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战争史上比比皆是，在围棋经典战例中也俯拾皆是，从中可以体会深刻的规律。大局观来自于科学的思维方式。要与当代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由要素性思维转向一体化思维，由直线式思维转向矩阵式思维，由直观性思维转向本质性思维，由延伸性思维转向原创性思维。掌握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棋局中找到战略思维运行的轨迹，从根本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

（二）强化执行力的培养。在战略管理中，执行力是指贯彻落实决策意图的能力，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保证。围棋博弈中的执行力，是指将战略转化为战术、技术的能力，是与战略筹划紧密相联的计算力、战斗力和实现力。战略能力建立在战术技术能力基础之上，实战中有好的战略构思，但因战术技术出现纰漏或因对方的反制而无法实现的例子很多，可见细节决定成败。执行力是战略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执行力的战略构想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围棋战略构思的执行更有其特点：不是上级制定，下级执行；也不是别人制定，我来执行；而是自己制定，自己执行。这就对执行力提出了特殊要求，主要包括：统一，就是前后、左右、大小的基本思路要一致和连贯，有统一的逻辑，从而得到坚决的贯彻；精确，就是把相对概略的构想具体化、清晰化、精确化，通过有效的具体战斗来实现；变通，就是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创造性地实现原有构想。提高执行力，关键在于加强研究和训练，包括个人研究、团体研究，基础性技术训练、针对性模拟训练、支撑性体能训练等。训练要形成制度，采用先进手段，以多种方式进行。既严格规范，又充分调动棋手的积极性；既注重棋手个人训练，又注重团队集体训练；既注重普通对抗训练，又注重通过超快棋训练提高“短时”、“瞬时”谋断能力；既强调传承，又强调研究新战法新变化，不断提高研究和训练的科学性、有效性。

（三）强化意志力的锻造。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是战略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支撑。很难想象，一个意志脆弱、心浮气躁、情绪波动、犹豫不决或心理疲劳的人，能有很高的战略造诣，有很深的战略筹划。实践证明，战略上的胜者，往往是意志上的强者。当代围棋竞技复杂、激烈、残酷，更要注重锻造坚强的意志力。着力培养镇静淡定、处变不惊的气度，强韧统一、坚忍不拔的品质，当机立断、决战决胜的魄力。要学习围棋史上以意志博胜的著名范例。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有以下几个。公元244年，蜀国大臣来敏送大将军费袆出征，抵御魏国大将曹爽进攻。在营中以下围棋观察费袆状况，得出必胜结论。“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以后战况果如其言。此事见《三国志·蜀书·费袆传》。245年，吴国大将陆逊攻襄阳军情外泄，情势危急，大臣诸葛谨请退兵，而陆逊“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镇定自若，安然全师而退。此事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公元383年，前秦皇帝符坚率军83万攻打东晋，两军在淝水决战，成败关乎东晋存亡命脉。宰相谢安为征讨大都督，  其姪谢玄为前敌指挥，率军8万对抗。战前，谢安用“下棋赌墅”安静谢玄，从容施计，一战破敌。捷报传来，谢安“方与客围棋，投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大将风度，跃然纸上。此事见《晋书·谢安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管辖浙、闽等四省军务的总督加太子太保胡宗宪，率大军从杭州南下，驻扎在衢州烂柯山，以指挥、接应正激烈进行中的福建平倭战事。捷报传来，胡宗宪正在悠然弈棋。烂柯山因仙人弈棋神话成为中国围棋名山，胡宗宪在这里弈棋平倭又成佳话。诗人徐渭为此赋诗道：“万山松柏绕旌旗，太保南征暂驻师。接得羽书知贼破，烂柯山上正围棋。”刻有这首百字长诗的《平倭庆捷纪念诗碑》，至今仍保存在衢州烂柯山，成为中国围棋史和中国人民战胜日本贼寇的生动见证。在我党我军斗争历史上，也有许多典型事例。井冈山斗争时期，在极端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毛泽东和朱德仍在八角楼从容弈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与顽军在江南黄桥激战，陈毅战中空暇还与部下对弈，镇静自若，获得大捷。学习这些事迹，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围棋，自觉砥砺意志，在博弈中保持良好心态，保证竞技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要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既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心有成算，谋人而不被人谋，致人而不致于人；又能坚忍不拔，遇挫不乱，在顽强的坚持中等待和争取时机，在强与韧的统一中成为真的强者。